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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騎士制度(三)-2

開始時,聖雅各騎士團維持著十三個"入會騎士"(Freiles)的數目,這十三人自願發誓信守貞節,可是在1350年以後,有一個叫埃米安達(Emienda)的替代人員很可能取代了騎士團集會中某名缺席的騎士。騎士團集會有權力廢黜團長。後來我們發現有十三個指揮官和多樣化而且數量巨大的騎士,他們中一部分擔任聖職,另一部分則是俗人。最初,他們的服裝完全是白色的,後來他們採用了十字軍戰士的紅十字架。雖然半島上的居民並不是同種同質的,民族團結發展得也很緩慢,可是他們還是代表了一種全半島的國際性態度,他們無疑有利於糾正這樣一種現象:某些基督徒王侯以冷漠和甚至幸災樂禍的態度去看待毗鄰王國受到敵人的入侵。

  團規的第十章概述了聖雅各騎士團的宗教軍事理想:"永不停息地保衛你的人民、同志和慈母般的教會。再也沒有比在捍衛上帝法律當中獻出自己的生命和死於刀、火、水、被俘及任何其他的危險更為光榮和更加取悅於上帝的了。"騎士在戰場上應當是獅子,在皈依者當中應當是羔羊。他們必須放棄某些個人的權利。結婚的騎士便喪失了他們對自己地產的擁有權;他們和自己的家庭至少在名義上都變成了騎士團的財產。他們不僅在戰場上是十字軍戰士,他們還在許多方面調節著西班牙君主與西班牙的穆斯林世界及北非之間的關係。他們是第一個大規模地和長期地組織營救和贖回戰俘的組織,這一偉大的工作後來被仁慈修士會(the Monks of Mercy)繼續了下去。該騎士團在托萊多、昆卡(Cuenca)、特魯埃耳 、拉斯田達斯(Las Tiendas)、薩拉戈薩 、阿拉坎(Alarcon)、莫亞(Moya)、卡斯特洛托拉弗(Castrotorafe)、塔拉韋臘 及卡斯提爾(Castiel)等地一共擁有十個戰俘交換所(Casas de Merced de Redencion),專門處理戰俘事宜。

  與此同時,在該騎士團所享有的十字軍戰士永久地位以外,還附有重要的特權。在他們從事軍事遠征期間,其擁有的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得向他們索取他們所欠的債務,他們可以出售在通常情況下不得轉讓的土地。授予邊界上的殖民者用來針對摩爾人的特權,使他們得以蔑視敵人的突襲和搶劫。他們被免除了十年的賦稅,只要他們在寬限期間之後再呆在邊界上十年。騎士團十分重視騎士的孩子們的教育,不僅為男孩提供軍事訓練,而且為女孩提供成長和婚姻教育的課程。

  該騎士團的財富是他們被國王所收編的原因之一。他們的財產不可避免地變得越來越多,因為他們有權獲得財產,卻無權轉讓財產。最初,這些財產要納稅,可是從很早的時期起,國王官員的徵收就停止了。國王一直充分意識到這種體制所隱含的嚴重危險。基督教會的捐款已經被禁止了。1138年,阿豐索七世在納熱拉(Najera)的代表會議上否定了教會團體擁有土地的權利,除非是在被國王授予一種特權的情況下。這是一種全國性的態度,這一態度在早期的《卡斯提法典》(Fueros of Castile)、《阿爾卡拉法令》(Ordenamiento of Alcala),和《王家法令》(Fuero Real)當中被多次重申,這些法典和法令是與博學者阿豐索的《七編法》同時代的東西。不過這些主張變得日益無效,騎士團的財產竟發展成為無可救藥的大地產,對於這些大地產的擁有毒害了這些機構的政治和軍事生活。騎士團集會的經濟立法便是處置這些龐大地產的持續努力。例如,1440年的烏克列斯(Ucles)騎士團集會規定,凡贖回了荒地的農民應保有和經營這塊土地。依照保羅五世 的兩個訓喻而作出的兩場財產及其權利的拍賣--這絕不是最重要的--獲得了2,400,000個達卡 。即使在1636年--那時團長們正在籌集一筆貸款,並正在就此事與奧格斯堡的費格爾家族 (如塞萬提斯所說的"通過地產致富的富人")的帝國銀行家的代理人約翰?雅各?霍爾紮普費爾(Johann Jacob Holzapfel)及約翰?克裏斯托弗?伊佛林(Johann Christoff Everlin)進行交涉--該領地的年收入也只有583,000個達卡。四個殘存的騎士團的遺留財產,在1847年的"不動產轉讓"過程中被出賣--或更確切地說,被拋棄。

  從很早的時期起,與《熙德之歌》中那種勤勉工作的、高效率的和人性化的騎士相並行,存在著另一類高傲的、誇張的、神秘卻又目無宗教的、不實際卻沒有理想的騎士,這後一種騎士精神,在自從18世紀哥特式復興以來至前拉斐爾主義 的矯揉造作的時代裏,曾經受到形象化的喜愛者的欣賞,而這些人缺乏的正是歷史知識。

  熙德這一人物本身就經歷過這一變化。早在《熙德的青年時期》中,他就被描述成一個惡魔般的青年,他虐待自己的父親,侮辱自己的國王,國王也不無根據地說,羅德裏克是一名罪人(pecado),一個魔鬼。

  一些非卡斯提的和非半島的影響在起作用。13世紀的年輕人借用了源自法國和普羅旺斯的理想,並受到了查理曼及其同伴們的榜樣的激勵,後者的英雄業績在西班牙的《蒂爾潘年代記》(Chronicle of Turpin)中得到了讚美,該書最有可能寫於12世紀時的聖地牙哥德孔波斯特拉。此書繁衍了無數的新作品,其中包括《貴族故事:羅馬的卡羅麥納斯國王與塞維利亞女王》(Nobel cuento del emperador Carlo Maynes de Roma e la Buena emperatriz Sevilla)--該作品只能在埃斯戈雷爾(Escorial)圖書館的手抄本中才能看到--《恩裏克的故事》(Historia de Enrique, fi de Oliva,塞維利亞,1498年)和《卡羅?馬格諾和十二個貴族的故事》(Historia de Carlo Magno y de los doce Pares,1525年),以及其他許多作品。

  14世紀時,《馬蒂爾?德?布列塔尼》(Matiere de Bretagne)中的凱爾特人浪漫主義早已在加利西亞和葡萄牙紮下了根,這些地區的民族氣質有利於這種個人主義和感情衝動的生活觀的成長;凱爾特人的浪漫主義很快抵達卡斯提,並充塞著每一個男女的想像力,直到沒有一個隨營人員不夢見到圓桌騎士,包括埃裏克(Erec)、高文 或蘭斯洛特等,沒有一個情人不希望仿效特裏斯坦(Tristan),沒有一位姑娘不渴望擁有伊舍維特(Iseult) 那充滿激情的愛情或俄裏阿納(Oriana)的完美。許多高貴的葡萄牙人為自己的女兒取名伊舍、傑娜瓦拉或維維阿娜,為自己的兒子取名特裏斯陶、蘭卡洛特或珀西佛, 儘管在14世紀以前的卡斯提,很少人提到凱爾特人的故事。這些浪漫主義來自蒙茅斯的傑弗裏 的通俗拉丁文年代記,它敘述了莫爾林 的故事,以及亞瑟王如何與凱爾特人的世仇薩克森人 進行惡戰。從博學者阿豐索--他在自己的詩作中提到了特裏斯坦--開始,人們對於這種浪漫主義的騎士形象變得越來越熟悉,並日益發展成為一種對於豪俠愛情及榮譽追求的激情。像《卡斯提的財政大臣》(Grand Chancellor of Castile)一書的著名作者彼得?羅皮斯?德?阿亞拉(Peter Lopez de Ayala)這樣嚴肅的一個人物也承認,他在年輕時曾經被這一潮流衝昏頭腦,那時他反復閱讀了《湖中的蘭斯洛特》(Lancelot of the Lake)。有一個用西班牙語寫成的早期特裏斯坦殘篇,該文獻署上了一個假的騎士名字"西法"(Cifar),它大概是在1299年到1305年之間的某個時期裏寫成的,這個文獻的改編本具有一個重要特徵,那就是它混合了騎士精神的、宗教說教性的和理想化人物傳記的幾種要素。

  到了12世紀中葉,熙德式的那種樸實和艱苦戰鬥的騎士,至少作為半島的一個重要象徵,已經再也不是一個理想了。"皇帝"阿豐索七世的宮廷,成了整個歐洲最華麗的處所,被認為是其他所有宮廷的模式;有一首被認為是腓特烈?巴巴盧莎所作的小曲唱道:

     它是騎士的宮殿,

  也是加泰羅尼亞的贈品,

  在華麗的宮牆內,

  樹立著卡絲特拉娜的庭院。

  在這裏,熙德那些高貴而質樸的朋友不會獲得客氣的接待,女士們恐怕也不願面對他們,她們會譏笑這些喜愛冒險的騎士用一種異域的格調來顯示自己的勇猛。在這個世界裏,婦女不再像是唐娜?西莫娜(Ximena)或熙德的那些優雅沉默的女兒們。她們就要被策馬冒險的騎士抬高到一個充滿浪漫主義完美的虛假而又荒蕪的天堂上去,而這些騎士們則在時尚的支配下乞求自己的女人。熙德曾經從如下想法中找到力量:自己的妻子和女兒正在看著自己從巴倫西亞的城牆內殺出戰場。而如今,愛情已經變成了一種感官享受,它被一種迂腐的儀式所環繞,這種儀式在15世紀的色情詩歌中達到了頂點,此類詩歌用平庸的筆調充塞著《巴恩娜歌集》(Cancionero de Ba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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